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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突破 崭新的希望
――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一周年回眸

  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1日电 (记者 潘海平)  200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以浙江省为试点启动新一轮“粮改”――在粮食销售市场放开的基础上,实行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按照改革方案,浙江率先取消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允许并鼓励农民自主选择经营方向。短短5个月后,国家又迅速出台文件,把这项改革推进到上海、广东、福建、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全国其他七个粮食主销区。

  弹指一挥间,整一年过去了。我们在回眸中欣喜地发现,这项新生的改革,已给古老的田野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思维、新格局和新气象。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这是中国农业正在进行着的非凡突破,孕育着崭新的希望。

  田野,吹响了进军市场的号角

  “清明下秧,勿用问爹娘”。春暖花开,又到了播种的季节,如果在以前, 浙江的每一位农民此时此刻都别无选择,唯一可做的就是地把前一年预留的早稻种子播散进新翻的土地。

  这是一条千百年来都未曾改变过的“铁律”。

  粮食的严重短缺,曾经让中国历史不堪重负。毋庸置疑,在生产力水平和人资矛盾的双重制约下,农业理所当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安全”。这是一条不可触摸的“高压线”。多少年来,政府指导农业也毋需别的“想法”,思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都要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

  在粮食短缺阴影挥之不去的原有条件下,我国农业只能也只有这样一种选择。 然而,历史正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到上世纪中后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特别是中西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国进入阶段性的粮食过剩时期。同时,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将融入世界大市场的现实也不容回避。

  广袤的田野呼唤全新的思维,等待非凡的突破。

  上世纪九十年代,浙江一度出现耐人寻味的尴尬。市场上满是外省的优质粮食,就连浙江人也不愿吃当地产的粮食了,但是为力求“区域自保”,乡镇干部下田头、进农户,催促农民挤在人均不足半亩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年打其实不可能翻身的“粮食翻身仗”。结果是无市场无效益的粮食被迫生产出来堆在国家仓库里年复一年地“贬值”,而有市场有效益的农产品却找不到生产的时间和空间。农民无法增收,政府添沉重。1999年浙江全省小麦产量7亿多公斤,粮食部门收购了1.5亿公斤,却销不出去,每收购0.5公斤粮食,政府要补贴1角钱,出现了“政府出钱,农民种田”的怪现象。

  “'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孤立和僵死地看待‘粮食’两个字,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死攥粮食产量不放,中国农业只能永远徘徊于市场经济之外,只能走进死胡同”。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在浙江省率先推行的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实事求是,用市场经济眼光看待农业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从此田野真正吹向了进军市场的号角。”

  粮食收购市场化改改革,取消了束缚在农民身上的粮食定购任务,实行“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来钱种什么”,这事实上,让农民从计划经济中“疲惫的粮食机器” 变成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

  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土地绽放出令人眩目的活力。浙江田野因此五彩纷呈。慈溪的蔬菜、诸暨的珍珠、磐安的药材,名扬国际市场;德清的青虾、萧山的花木、建德的草莓,声誉鹊起。“浙江第一粮仓”嘉兴市秀洲区曾以“稻浪滚滚”著称,如今一半以上的田野不见了水稻,田里大棚连绵,乡间白鹅翩翩,水里甲鱼嬉戏 。浙江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在上年调减740万亩的基础上,去年再次调减530万亩。数以百计的特色农产品区块遍布古越大地,粮食与经济作物面积比已调整为6.2∶3.8,产值比达到3.1∶6.9。
在如今的浙江,春天下种的不一定是稻秧;原本“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夏季田头可能静悄悄;收获不只在秋天,“冬闲”更不复存在。

  正因为市场观成了田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浙江省农业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工业化”特征,全省5000多个市场中介组织,上联各地市场,下联千万农民;5000多个品牌让农产品从“提篮小卖”到“盛装远嫁”;3000多家工商企业把130多亿元资金砸进田野。“浙江海通”将慈溪5万农民联成一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新昌“半岛物产”把山间不起眼的野生灌木加工后出口日本,农民获利近3亿元。 浙江去年农产品出口增长13%,搏击世界大市场已成气候。 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浙江农业的整体效益显著提高。去年,连续16年居全国省区之首的浙江农民人均年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占到10左右,止住了连续四年的增长下滑趋势,出现了喜人的回升。

  崭新的“全国一盘棋”

  “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使浙江省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但这绝不是改革内涵的全部。”浙江省粮食局局长李林访说:“从一年实践看,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试点在浙江,意义在全国,农业发展正出现新的‘全国一盘棋’”。

  什么是老的“全国一盘棋”?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全国上下,不分区域,各地全力以赴增加粮食产量,就是老的“全国一盘棋”。为此,大江南北,田野一色。

  在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老的‘全国一盘棋’造就这样的尴尬:东北等主销区埋头增加粮食产量,浙江等“寸土寸金”的销区也埋头大打“粮食翻身仗”,结果是两头不讨好。该产生高效益的土地,偏偏靠着财政补贴种低效益的粮食,硬着头皮舍了长求了短;而粮食主产区,恰恰因为销区的市场空间总是大不起来,而使优质的粮食越积越多,并形成恶性循环。

  取消粮食定购任务后,飞速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引发了沧桑巨变:昔日的“鱼米之乡”浙江如今成了国内第二大粮食调进省份。据浙江省粮食局提供的统计数据,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后,浙江省粮食产量迅速调减,2001年,省内自产仅有110亿公斤, 相对于175亿公斤的总消费量,缺口增加到65亿公斤。同时,改革后,浙江省的粮食安全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存粮于库”为“存粮于田”,即,只要一定规模的农田产粮食能力不变,就不强求年年非要有一定量的粮食实物,正常年景,更多的土地地可以用于发展效益农业,万一发生粮慌,只要“还田于粮”,就可以迅速建立新的供求平衡。为此,浙江的粮食市场空间还将越来越大。

  这对深受积压之苦的粮食主产区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收购市场化改革后,全国各粮食主产区与浙江之间频繁的产销对接活动,成为我国粮食流通领域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目前, 已有江西、黑龙江、吉林、湖北等省与浙江签订了粮食购销合作协议 。 黑龙江省还把粮油精品专卖店、黑龙江粮油一条街开到杭州,进场营业的黑龙江粮食企业共有35家。 浙江省内已初步形成杭甬温城市口粮市场、金衢饲料粮批发市场相配套的粮食市场体系,全省共拥有35家各级粮食批发市场,去年市场成交量达27.6亿公斤,其中22亿公斤粮源来自省外。

  浙江省粮食局办公室主任陈怀义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细分就没有市场经济。 收购市场化改革,使得浙江等主销区和东北等粮食主销区之间不同的资源有了不同的分工。这事实上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新一轮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久前,黑龙江省与浙江省之间再次签订协议,探索全新的“储、加、销”一体化产销对接新路。 黑龙江将在浙江省杭州、宁波和温州建设日产100吨的大米生产线和集批发、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粮食营销中心。按照这种运作模式,今后黑龙江的粮食收购后,直接装车运到浙江储备,并加工销售,真正从计划经济的“粮仓”走向市场经济的粮食商品专业生产区,使得粮食回归商品属性,并走上产业化之路,从而使辽阔的“黑土地” 最终摆脱市场的制约,实现应有的效益;而与之同时,有人一算了一笔账,仅一条黑龙江建设在浙江的大米加工线,就可以为浙江从粮食制约中解放出5万亩“吨粮田”,不仅给浙江效益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舞台,而且此间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空间。常年进驻浙江负责黑龙江粮食销售的杭州龙粮谷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华说:“各自为政,‘黑土地’成了不断增加粮仓积压的负担,而浙江的‘寸金之土’为恰恰因为粮食,不得不让效益农业和乡镇工业削足适履;新的‘全国一盘棋’使不同地方的资源在优化配置中走向效益最大化,并良性循环。”

  严峻的考验让政府找对位置

  浙北桐乡市的民合乡,原来是重要的产粮区。当去年粮食定购任务取消的消息传来, 农民欢欣鼓舞。可是刚高兴完,就接着为几个重要的问题发愁:“粮食不种种什么?”“种了卖不掉怎么办”?自己没有办法,农民只能把眼光投向“家门口的共产党”――乡镇干部。

  这些问题给乡镇干部带来了新的考验。民合乡党委、政府干部认为,指导农民发展效益农业,必须“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帮着农民办”,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乡干部也一筹莫展。没有别的办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头学起。于是, 这个乡相继成立了苗木、家禽、家畜、果蔬、水产等五个效益农业课题组,课题组组长由班子成员兼任,组员由乡机关干部和对口单位人员组成,全乡60%的机关干部成了效益农业课题组的调研员。机关干部们带着课题走村庄、跑田头,闯市场、灵市面,不厌其烦地帮助农民跑贷款,办手续,问销路,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

  在一大堆由家禽课题组编写的简报中,记者发现,每期都有数个曲线图,票价、肉鸭价、苗鸭价、效益对比等一目了然,原来,这是课题组为了分析市场走势而绘制的。 该课题组组长章金康原来不知道孵坊是何物,而现在,从种蛋孵化到肉禽饲养,从防病技术到市场行情,他已是头头是道,俨然成了一位养禽专家。他说:“课题组为干部施展才华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它既是为农服务的载体,又是提高干部素质的课堂。”

  民合乡的故事在近年来的浙江俯拾皆是。面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的市场化已不可逆转。然而,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浸润,我国农民的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存在天然的缺陷。只有政府迅速改变观念,照准位置,练就新本领才能掌握农业的命运。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一下子把农业推到了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从而及时地催动了政府去探索全新的指导农业的“方法论”。

  去年春天,浙江停开了数十年不变的“春耕备耕”会,而是由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召开了一个“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会”,让全国都颇感新鲜。 在浙江,从省长到县长,大会小会上说得最都就是这样一句话:“时代变了,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必须变,要想出新点子,营造新载体,来引导、服务农民走市场化经营的路子”。

  往日的下任务、定指标的“红头文件”如今在浙江变成了给农民出主意、想点子的“信息谱”、“科技谱”。 “浙江农网”、“粮油在线”等为农服务新机构脱颖而出。浙西农业大市衢州开全国之先河办起了著名的“农技110”,建立先进的电脑网络系统,收集、发布各种农产品的品种信息、市场信息,农民点点鼠标或打打电话,尽知天下事。不少凭借网络致富的农民由衷赞叹:“政府成了聪明的‘服务员’,农业就看到新的希望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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