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1日电 (记者 吴克强 潘海平)　　盘点过去的2001年，浙江有许多骄人的数字，如GDP增长10·5％、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0·2％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却是另外一个数字：2001年底，全省城市化水平从前一年底的39·5％提升到42％，净增幅2·5％。专家指出，这“2·5％”意义非凡。

　　新世纪到来前的新抉择

　　伴随着突飞猛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到１９９８年底，面积仅为10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出现了926个农村建制小城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三分之一。 绍兴柯桥、乐清柳市、慈溪周港······一大批年产值达到数十亿元的小城镇蜚声大江南北。据统计，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以小城镇为主导浙江县域经济总收入、上缴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均占全省的80％以上。

　　农村城镇化是党中央面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提出的三大战略决策之一。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农村小城镇建设已经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可以说，只要放手任其发展，就可以高枕无忧许多年。

　　然而，就在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之际，面对未来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实际，浙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本省的农村城镇化进行反思。“城市化”这个与农村城镇化相辅相成但又截然不同的话题在各种场合被频繁提起，与此相关的研讨会也是接连不断地召开。一个崭新的决策逐渐形成。 1998年，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在杭州召开。 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报告》中提出：“要顺势应时，把城市化作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一轮发展的主要载体”。仅六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召开推进城市化工作会议，省长柴松岳提出：“要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0％”。

　　随后，一份集纳省内外众多专家之智慧的《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隆重出台，旗帜鲜明地提出：“强化杭、宁、温等中心城市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中心镇”。《纲要》深刻阐述了对农村城镇化的提升，强调了大城市主体角色对小城镇地位角色的替代。从此，城市，在浙江这块自古闻名的稻桑之地成为真正的主角，好戏连台，精彩纷呈：833个乡通过撤、扩、并减少到596个，原本“摊大饼”彼此相联又各自为政的小城镇迅速“合并同类项”，建制镇从1999年的1004个减少到860个；走进每一个地级市或县级市，就像走进一个个庞大的建设工地，高楼、绿地、广场打造着现代城市的非凡气质；2001年，杭州，这座千百年来都被西湖紧紧拥抱的江南古城突然向西、南两翼伸展臂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成为杭州市区的一部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组团式城市正在崛起，改变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的格局，1999到2001这三年间，浙江省城市化增幅分别达到1·5％、2％和2·5％，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增长态势。

　　非凡的内涵在于非凡的突破

　　专家指出， 浙江省2001年城市化增幅达到“2·5％”的非凡内涵在于：它象征着对我国根深地固的“二元”社会结构主动突破，对全社会资源进行战略性优化配置的强劲启动，使得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瓶颈开始得到破解。

　　要获得经济社会协调持续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必须和工业化水平相适应，这是一条通行全世界的基本规律。

　　1998年，农业部公布一条消息：浙江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增加值、税收、利润等八项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国之首。是年，浙江人均GDP按汇率折算达到1350美元，标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迈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门槛。然而， 20多年来，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浙江同全国不少地方一样，对工业化进程逐渐产生的“非农化农民”实行“离土不离乡”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面，使得原本水到渠成的城市化进程得不到足够的发挥，到1998年，浙江城市化水平依旧滞后工业化10多个百分点，与改革开放前状态大致相仿；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质量也十分“粗放”。 非农化的农民因为并没有大城市敞开胸怀前来接纳，只能就地集聚。如此，浙江的城市化出现了千余个小城镇遍地开花，而大城市依旧“长”不大的怪现象。一直到上世纪末，浙江省会杭州人口只有100多万，而温州和宁波分别是80万和90万。而有一半的小城镇人口在5000人以下，最小的只有1000多人。全省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化的速度和粗放的质量，在上世纪末终于给高度繁荣的浙江经济带来几大显而易见的隐忧：一是工业化无法提升，占工业总量54·5％的乡镇工业 “低、散、弱”，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竞争力存在严重的缺陷。据当时的统计，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有6·6万家，数量蔚为壮观，但是平均每家的企业职工只有54人，合作经营和个体企业的规模更小，平均从业人数不到3人。“乡乡点火，村村冒烟”格局，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污染了环境，其产品大多只能“走西口”，适应“三北”市场的需要，登不了大雅之堂。1998年，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国前茅，而其工业产品在全国城市市场的竞争力却排在中下游水平。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作为活跃市场经济重要“润滑剂”的三产比重只有33·3％，落后于山东、江苏和广东，远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5％的平均水平。三是，数千万农民依旧没有真正摆脱土地的束缚，挤在人均0·5亩的土地搞粮吃，农业“短腿”难于破除，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绊脚石”。四是，知识经济浪潮风起云涌，但是连像样的公厕都少见的田野乡镇，显然不是它的落脚点。90年代中后期，一种耐人寻味现象在浙江出现，大批有实力上档次的乡镇纷纷背井离乡将首脑总部往上海等大城市迁移。1998年，以低压电器而辉煌的乐清柳市镇就有十几企业在到上海置地建厂，仅购地一项，流向上海的资金就达十几亿元。

　　众多经济学家指出，积累了五十多年城乡“二元”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必须破除的根本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出路就在于积极主动、科学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而不是仅仅依赖半自发状态的农村城镇化。率先达到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浙江省，也最先遇到了城市化滞后的制约，现在这个省实事求是地提出把城市化作为下一个阶段的突破口，并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显著的进展，是浙江又一次为全国作出表率，必将给全国以非凡的启迪。

　　城市化，神奇的魔方

　　在许多人的眼里，城市只是财富的消耗者，而很难想到其神奇的魔术般的经济推动力。 城市化是动态的经济过程，是经济资源、产业要素通过集聚、组合、运动产生无穷生命力的“襁褓”。

　　浙江省正式将城市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提出后，短短三年间，将培育大城市、中心强市为理念的城市化增幅逐步推进，以至于达到非凡的2·5％，城市化的魅力开始绽放。

　　――激活一个城市，驱动两驾“马车”

　　经济学家指出，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的效应是：激活一座城市，会自然而然地驱动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据现有的统计数字，到2000年底，浙江城市面积突破10000平方公里。城市化长大的过程是巨额投资连环产生的过程。三年来，浙江省全社会投资完成了6001亿元，年均增长10·2％，与GDP的增幅“血脉相连”。这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就占了1808亿元，这还不包括城市化推动带来的旧城改造、园区建设、城际交通、信息网络、水源和电源改造的投资。

　　浙江省的有关部门去年保守地算过一笔账：三年来城镇迁入人口以190万计，按照200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020元、为农民的2·2倍计算，进城人口直接扩大了72亿元的消费。

　　――“随地生蛋”的乡镇企业首次出现了大规模有序集聚的态势，工业化规模和质量升级换代。

　　1998年后， 束缚在浙江大小城镇身上的绳索被一一解开，城市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三年来，浙江省级批准在各地的中心城镇建设的各类工业园区就达到90个，总投资200亿元。为期盼已久的乡村企业提供了崭新的空间。从偏远之地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不仅资金、市场、信息、交通、通讯等要素环境得到改善，而且还获得了融入相关产业链的机遇，使得积压已久的张力获得了裂变般的爆发。

　　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原来是一家投资不过100万元小企业，迁入位于义乌市中心的青口工业区后，步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固定资产迅速扩张到达1．6亿元，一举成为全国同行业的“龙头”，同在城市化过程中进驻义乌市工业区的另一家企业“浪莎袜业”，短短几年中，奇迹般地成为全国第一、全世界第三的同行业“航母”。

　　改革开放后，浙江各县市（区）凭借不同的机缘，发展了不同特色的区域工业，如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乐清的低压电器等，从而形成了经济块状发的态势。统计资料显示，通过以城市为龙头的工业企业的大迁移、大集聚，浙江各地的“块状经济”均出现了市场竞争增强、档次提高、效益增强的发展势头。全省306个“块状经济”，预计去年的总销售额将超过3600亿元，有近三分之一的区块在国内市场取得垄断性竞争力，有不少开始进军国际市场。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应雄告诉记者：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正由“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小城镇”三位一体向“特色工业园区＋现代物流业＋城市化”三位一体转变。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度加快。

　　经济学家、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城市化是发展“三产”最重要的载体。这是因为，要素和人的集聚与互动，会使“三产”总量成倍地增加。城市不发展或发展缓慢，“三产”也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就失去了主抓手。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浙江省“三产”的增加值和就业劳动力的增长，均出现了超过二产的可喜局面。“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提高了3·5个百分点；面前“三产”已经接近“二产”。

　　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浙江省长期制约效益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也一一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