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1日电 　（记者许群　实习生费栋）最近发生在杭州的两件大事值得品味：一是浙江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会议规格特别地高，人员也到的特别地齐。几乎所有在职的省级领导、省委常委都出席了会议，各地、市、县（区）的一把手、宣传部长、分管市长也都参加了会议，规格之高、重视程度之切创历史之最；另一件事是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的“红蜻蜓·故土情深”大型文艺晚会也适时在杭举办，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王晓棠，著名作家金庸、张抗抗，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茨，著名画家陈逸飞，著名时装设计师吴海燕，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旅美小提琴演奏家钱周，著名舞蹈演员黄豆豆、著名电影导演古榕、张纪中，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周涛，明星演员胡兵、袁立、姚鲁……，这些平时在媒体上频频曝光的浙江籍文化名人“忽然”同时出现在了杭州市体育馆，或献艺、或献策，共同表达了他们对生养之地的深沉眷恋。

　　高官云集，名人荟萃，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折射了一个相同的内容：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正在加快向“文化大省”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已经领跑全国11年了，2001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全省人均GDP达到14850元（按户籍人口计算），比1998年增加了3603元，人均GDP再次继续保持了全国省区第一的位置。尤其是外贸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超过广东，位居全国省区第一，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面对如此骄人的成绩，有人冠之以“浙江经济现象”。

　　人们不禁要问：“浙江资源匮乏，人均耕地仅占全国平均的４０％，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也不多，是什么支撑起了浙江这么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这次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文化与经济的日益融合，并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浙江经济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就浙江自身而言，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就在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就在于聪明勤劳的浙江人具有“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张德江用“文化经济”的新概念高度概括了“浙江经济现象”，也即是浙江的经济是“文化的”，浙江的文化是“经济的”。首先，浙江的经济深深扎根于浙江的历史文化、山水人文之中。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省，金庸先生说：“元明清以来，中国的文人就多出自浙江，尤其是近代，“浙派文人”更是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名人名家数不胜数。鲁迅、茅盾、郁达夫、蔡元培、秋瑾、徐志摩、戴望舒……一个个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到了现代，浙江又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在1000多名两院院士中，浙江籍的院士有200多人，所占的比例超过了20％。在所有被评上过两院院士的人当中，浙江籍的更是占到三分之一之多。如苏步青、贝时璋、谈家桢等老一辈院士，以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中国工程院党委书记徐匡迪等都是浙籍人士。在今年新评的56名中科院院士中，浙江籍的也占了8人。浙江的这种“书香味”源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浙江历来人文荟萃，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耕读传家的家风以及学子的苦读精神。浙江的文物古迹众多。全省现有杭州、绍兴、宁波、衢州、临海等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而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是比比皆是。浙江的戏剧艺术底蕴丰厚，渊远流长，既是中国古老南戏的诞生地，又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故乡。浙江的藏书之盛在中国自古闻名。至今保存完好的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等著名藏书楼在保存古代文献、培养人才、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素负盛名。

　　但仅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诠释不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谜底，因为若论文化底蕴深厚，浙江还不及陕西、河南等省份。浙江人的精明在于把“文化力”的内核注入到经济的结构中去，并用文化的外表去“包装”经济，不断抬升经济的品位和价值。比如，浙江人总喜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你能说杭州唐装、黄岩蜜桔、奉化盘桃、安吉毛竹不是文化的吗？仅一次“不经意”的ＡＰＥＣ会议，就给浙江丝绸带来２０多亿美圆之巨的经济收益。无怪乎浙江的节庆有２００个之多，居全国之最，其背后隐藏的不正是经济吗？ 一只只产品是如此，一个个城市也是如此。乌镇、南浔、织里、西塘、绍兴、临海、杭州……，“经营城市”的理念已并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级差地租的收取，“水泥森林”的堆积，而是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生态绿化的规划建设，文化教育产业的拓展等更为复杂、更为深奥的内容。在这样的理念下，于是有了乌镇、南浔、西塘等“江南水乡”的韵味，有了临海“江南长城”的复古，有了绍兴、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兴盛……，也有了旅游业带来的成百上千万元的收入，以及由其凝聚起的“人气”和经济景气度。正是“文化力”的注入，浙江的经济才具有了“核心竞争力”，才在基本条件大致相同的现实背景下，取得了快于别人发展的优势。 如今，这样的文化底蕴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著名区域经济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就认为浙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好地继承了浙江各地历来的民俗和文化传统。她举例说道，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大力发展服装产业；绍兴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建成了闻名全国的中国轻纺城；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发展成了专事小五金生产的企业群体；义乌发扬“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演进成全国最大的小商品贸易集群；温州更是利用“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特点，逐步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鲜明的特色产业群。浙江之所以成为“市场大省”，在经济上占据全国的制高点，不就是文化在经济中的渗透力吗？浙江还有一些特色产业区并非依托当地传统工业基础，而是建立在大量推销员对市场的把握上。这种把握，无不渗透着“团结协作”和“四千四万”的精神文化。这些区域特色明显的经济发展方式被称做“第三意大利”的克隆版。而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在《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中就认为正是浙江这样充满活力的“小狗经济”依靠其“明确分工，紧密合作”打败了“斑马经济”。

　　“经济的背后是文化，反之文化的动力在经济”。在物质力大同小异的今天，经济必须“文化”化，同样，文化也必须“经济”化（产业化）。如今，这个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所接受。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太多太多。横店影视城在拍摄了《水浒》、《英雄》、《射雕英雄传》、《荆轲刺秦王》等收视率很高的影视大片之后就迎来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财源、商机自然滚滚而来。很难说这仅仅是文化的商业魅力还是精明的浙江人打的一张高明的文化牌。此类投资的成功刺激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更多地进行对文化的投入。成立于1995年的红蜻蜓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集团董事长钱金波7年来投入1500多万元致力于鞋文化的研究开发，先后设立了全国第一家鞋文化研究机构，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鞋履文化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对文化的巨额投入，带给他的也是巨额的回报：在短短的６年中，红蜻蜓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企业一跃而为拥有２８００多个销售终端、年营销额达１０几亿元、排名在全国同行业前三位的知名企业集团。这样的企业家在浙江不在少数。现在，“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对浙江人来说已是耳熟能详，浙江的经济也在文化力的推动下快速发展，“文化也是生产力”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