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记者 潘海平 浙江日报记者 王国锋

　　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1日电 　1998年，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飞速发展的浙江一举摘掉了8个县的“贫困帽”，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消灭“贫困县”的省份从此诞生！

没有了“贫困县”，最后的“贫困”盘亘在100多个山区乡镇。这些虽然身处富庶之省，但依然“清贫”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致命缺陷。是扶贫道路上最后的、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

　　新世纪到来时，浙江向这些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启动“百乡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100个贫困乡镇，力争到2002年底全省贫困乡镇普遍实现脱贫。在许多人看来，像浙江这样一个财力充沛的省份，要解决这百来个乡镇的贫困问题不是一件难事，“牛身上拔根毛”也能肥一大片。但是浙江并没有采取这种简单思维方式，而是在积极号召各地区、部门为贫困乡镇输血的同时，把更多心思用在探索一系列治本之策上。许多到此间考察过扶贫工作的专家都认为，浙江对“最后贫困”的攻坚闪耀着体现市场经济精髓的理性光芒，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扶贫“方法论”。

　　“动人”扶贫：激活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

　　上世纪最后的10年间，贫困宛若潮水以最快的速度从浙江退却，贫困人口从90年代初的270万人减少到5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从7.6%下降到1.6%。 这最后的“1·6％”主要集中在穷山僻壤和偏远的海岛渔区，涉及125个乡镇。对于这些贫困人口来说，一直存在着“七大难”：出门行路难、儿童上学难、青年娶亲难、有病求医难、邮电通讯难、用水用电难、发展经济难。

　　一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浙江省农办顾益康副主任介绍：在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前，浙江对贫困山区的扶贫走过了两个阶段，一是输血阶段，直接向贫困地区输送扶贫资金和物质，实际上是救济，其结果是能救一时火，难解长远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等、靠、要”思想；二是造血阶段，即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新兴产业，从而使“致富事业”生生不息。这一方式在一些有基础的地方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浙江贫困人口脱贫的速度之所以这样快，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对于一些“地无三尺平”、“打个电话都要跑几里路”的深山僻坳，血却很难造起。浙江武义县扶贫办的同志说，前些年，县里在山区“造血”扶贫，基于“无工不富”的想法，号召山里农民发展工业，由于种种条件的严重制约，结果只能搞一些木材加工，到头来，农民没有富起来，山却成了一个个“瘌痢头”。

　　在浙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最后的贫困”死就死在要命的环境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必须来个釜底抽薪：把人从山谷深涧中转移出去。

　　从“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了“围绕特色做文章，迁移下山找出路，走出县域求发展”的思路，并明确指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这标志着，浙江省在决战“最后的贫困”时迈入了扶贫的第三个阶段：“动人”阶段，使得扶贫工作豁然开朗。不少专家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动人”，而不再捱守深山苦岭埋头“愚公移山”，抓住了扶贫的关键所在。

　　塘岭村和乌麦田村位于浙赣两省三县交界处的高山上，离县城50多公里，离镇政府所在地15公里，且不通公路。村里田地少，粮食只能自给三分之二，1998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是全县屈指可数的贫困村。多年来，县里为村里人送救济粮、捐赠衣被、架设电线等，想方设法帮他们脱贫，然而，贫困面貌改变不大。1998年底，县领导翻山越岭来到塘岭村和乌麦田村，在村民家里开起了现场办公会，决定对两村实行异地搬迁、下山脱贫，并具体落实了镇所在地的100多亩土地，用于解决村民建房和生产用地。此地离球川镇仅1公里，农民可就近到球川镇经商务工。

　　下山脱贫的消息在山上一传开，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塘岭村家家户户都愿意往山下搬迁，而乌麦田村人却故土难离，等着看塘岭村的“热闹”。

　　“公路通到家门口，电话摆到桌上头，电视打开有看头。”塘岭村人下山后的变化，让乌麦田村人心动了。1999年春节，去塘岭新村走亲戚的乌麦田村人开了眼界：移民新村里，只见新房排列成行，路宽可通汽车。塘岭村人下山后开始汇入市场经济大潮。原来在山上一年忙到头收入还不到1000元的农民廖列土，下山后和女儿外出打工，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今年53岁的廖列飞，利用交通、信息优势，做起了林木贩销业务，一个月就赚了2000多元，去年塘岭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338元，村里已装起12部电话。

　　“山上贫困一千年，山下脱贫山五年”。真真切切的现实效果，让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民欢欣鼓舞。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浙江省省级扶贫资金下拨在各地建设的下山脱贫小区就151个，有10000多户、40000多山民得到下山安置。各县（市）自我规划、自筹资金实施下山扶贫点就更多，仅一个武义县去年就有3·2万人告别祖祖辈辈苦居的“穷山恶水”。据匡算，近两三年来，浙江下山脱贫的总人数有数十万人，成为最后贫困人口的最大出路。
　
　　“动产业”：让“穷乡”、“穷人”攀上“富省”的快车

　　浙江省扶贫办的领导到各地考察指导工作，有一句话常挂在嘴上：“如果搬下山的农民出路只有务农一条，那就不要搬”！

　　专家说，浙江的“动人”扶贫，不是空中楼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走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途。把人从穷山恶水中搬下来，就是给他们创造机会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浙江对移民搬迁扶贫有九个字的指导精神：“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在“动人”的同时，实现贫困人口的产业转移，从一产向二、三产转移。 近年来，浙江各地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发达地区也积极创造条件吸纳贫困乡镇的劳动力，实现异地脱贫致富。据对最后摘帽的8个原贫困县的调查，目前，常年有40多万劳动力外出务工，年现金收入10多亿元。

　　地处浙中的武义县是浙江8个最后脱贫县之一。在这个县周围是经济十分活跃的义乌市、永康市、东阳市。

　 几年来，武义县的领导干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欠发达地区要获得跨越式发展，“等、靠、要”是没有出路的，身处经济富裕之省，必须积极主动搭乘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武义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了“工业强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三大战略。他们在交通便利之地，推平丘陵山地，整理出大片廉价土地，形成工业开发区，在各部门中形成细心服务企业的风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形成“洼地效应”：短短两年间，经济发达地区到武义安家落户的企业达到500多家。去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57·38亿元。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因为巧妙的嫁接而迅速蜕变出工业县的雏形，走上更先进的发展逻辑。

　　凭借着飞速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化，武义县按照“沿路、沿镇、沿城”的思路，把254个高山自然村的1万多户、3万多农民迁下来，异地安置。这些农民一来到“繁华之地”，不是到企业上班打工，就是做起了买卖。据统计，武义高山农民搬下山后人均年收入的增幅达到了40％。

　　在武义，一位叫廖春飞的下山脱贫农民告诉记者：几年前，他住在一个海拔500多米小山坳里，家里穷得四个人挤一张床。下山后，在县城附近安了家。他和哥哥每天进城打工。一开始，他们在建筑工地替别人加工脚手架上的竹木连接片。后来，他们干脆把几个工地的连接片业务都承包了下来。两年，兄弟俩赚了好几十万。

　　6年前还在山上守着一小块地过日子的浙江青田县农民蓝再清，如今在该县海口镇摆起了肉摊，妻子掌管一家粮油食品店，大儿子在镇副食品市场买了商铺，小儿子则开起了运货车，一家四口年收入少说也有两三万元，造起了两间四层楼房。 老蓝说：“如果搬下山，依旧靠种田过日子，日子也就不会好到哪里去，关键是把生意做大了”。在青田县，像老蓝这样下山脱贫的农民有4·3万人，据统计，其中已有2·5万年常年告别农田，从事起二三产业。产业的转移带出戏剧性的结果：4万多下山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3286元，竟比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高出46％，“最穷”的人摇身变成了“最富”的人。

　　新思路出新理念：“穷亲戚”从负担变成“资源”

　　在许多人看来，扶贫永远是一种负担。专家指出，之所以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看着“穷亲戚”，是一种接济的对象。

　　在武义县，许多从发达地区搬入的企业的经营者告诉记者，他们到武义来投资，除了看中这里特别低的地价和特别好的服务外，最重要的就是，县里每年都有大批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农民，招工用工十分方便；由于新从山上搬下，就近居住，这些劳动力不仅勤劳踏实，而且十分稳定，对企业发展极为有利。

　　同在武义县的西联乡，乡政府所在地原本十分冷清，近年来因为吸纳了1000多户下山脱贫农户后，商店从原来的的4家猛增到40多家，一个繁荣的小集镇从此诞生。专家指出，只要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人口集聚不仅能为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而且其集聚的本身就是创造财富一个“魔方”。近年来，由于凭借产业依托，浙江省人口集聚十分迅猛，三产迅速发展，成为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有的专家甚至指出，传统制造业异常发达的浙江省，今后数年中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就是劳动力。

　　浙江省农办顾益康副主任说：“让山区农民进城、进厂，一方为城市化和传统产业保持优势提供血液，另一方面，山区因为人的减少而成为‘动物世界’，进一步优化区域环境。‘动人’扶贫，说是扶贫，其实是启动了经济资源的新一轮优化配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