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5日电 仿佛出征前的号角,催人跃马扬鞭。这两天,张德江同志的报告,特别是其中关于建设“四个省”———经济强省、科技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大省和打造“三个浙江”———信用浙江、数字浙江和绿色浙江的提法,不仅成为党代会上的亮点,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们悉心领会,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自己的观点———
经济强省:提升竞争能力
无论从人均GDP总值还是增幅,现在的浙江都已无愧为经济强省的称谓。然而,围绕着到2020年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来看,关键还是要进一步提升浙江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实现我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对打造“经济强省”寄予厚望。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内市场竞争的加速,国际、地区、企业间以资源争夺为明显特征的竞争不断加剧,而地区经济的竞争力表现在资源的集聚能力、资源的配置能力以及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三个要素,这三者是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但真正要形成竞争力,关键取决于创新体制的激活。
尽管浙江是个资源小省,但在过去的20年间,浙江凭着制度创新的优势,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浙江集聚外部优质资源,创造了“浙江奇迹”。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竞争力,为经济强省再度描绘宏伟蓝图,姚先国以为,下一步浙江仍要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浙江的经济发展与高效、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比还存在三大落差: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政府官员的素质、意识都有待于极大的提高;其次是要素市场的发育尚未健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有待进一步放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任重而道远;最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要在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以及财务制度管理等方面狠下功夫,打造“信用浙江”,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尽管浙江凭借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占得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先机,但我们也应看见浙江经济发展潜在的隐患和面临的挑战,相信,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乘势前行,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浙江这个现在的经济强省,一定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科技强省:关键找准“位置”
比尔·盖茨“一夜暴富”的神话,让人们深深体味到第一生产力的威力。浙江如何驾驭科技的翅膀实现强省梦想?省企业上市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颜春友的观点掷地有声: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科技强省,找准位置面向全球范围运筹科技资源。
浙江科技强省不可能封闭化运作,更不可能大而全、小而全,根据浙江的经济基础和人才素质,根据国际和区域分工,颜认为,浙江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日用、轻工为主的制造基地,这个“基地”就是科技强省的轴心。树起了这根标杆,为全国乃至全球相关的科研人才、机构等资源的定向集聚指出方向。
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人才、经济要素的洼地,创业杭州就有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引导进行高附加值、集约化、智力型的创业,像软件、生物医药、服装设计等。同时,杭州完全可以与浙江省“世界性的日用、轻工制造基地”的定位相呼应,从其高端———研发设计切入,推动浙江经济的发展。
颜认为,确定科技强省的位置后,就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这里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营造好两个“环境”。第一创造吸引科技人才的开放环境,其关键是岗位开放,让一流的人才有用武之地;其二是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改变过去给单个企业优惠政策为普惠政策。
颜春友指出,科技强省还需要有一个发达资本市场的支撑。在目前情况下可做的是,活跃浙江的产权交易市场,逐步建立柜台交易市场,给风险资本投入企业一个退出通道。现在我省已建立了30余个产权交易所,交易额为50多亿元,但总量还不到上海的三十分之一,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有更大作为。
“科技强省基础是科技强企”,杭钢集团董事长童云芳站在企业的角度发表了看法。童认为,科技兴企不是简单的上上网,而是脱胎换骨、固本强精的立体工程。让童欣慰的是,这几年,杭钢作为传统老企业靠两条腿走路,即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直接介入信息、环保等高技术产业,在竞争上找到了市场、找回自信。采访中,童认为,科技强省同样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依法保护技术拥有者的合法权益。
教育强省:创建学习型社会
这两天,“学习型社会”成了省党代会上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张德江同志报告中有关建设教育强省的表述,更让教育界的代表感到无比振奋。
“浙江经济要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建设教育强省是浙江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的深化,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昨日,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子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十分必要,而高等教育更是整个教育的龙头。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的一所国家重点院校,浙江大学在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科技开发方面更要发挥积极作用。目前,浙大有国家级重点学科24个、博士点138个、博士后流动站30个,在校研究生已达1.2万人,居全国高校前列。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有一半留在浙江。陈教授认为,建设教育强省尤其要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创业教育,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造能力,弘扬创业精神,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作为孵化器,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已吸纳了120多家新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还将继续加强与地方的合作。
面对一拨接一拨的记者,杭州市教育局局长徐一超更是滔滔不绝,不时向人们灌输杭州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理念。他认为要从抓好“五个化”入手。一是幼儿教育低龄化,目前已经启动0至3岁孩子早期教育计划,到2005年基本形成托幼一体化,全市3至5岁孩子入园率达到95%;二是义务教育公平化,从今年开始,准备花5年时间实施与淳安、建德、桐庐的对口扶贫工程,缩短地区间的差距,同时使残疾儿童、贫困学生、心理行为有偏差的孩子和民工子女等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教育;三是高中教育的普及化,2005年,全市初中升高中的比例达到90%以上,同时进一步扩大优质高中资源;四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05年建好四个高教园区,建设一批万人大学,使在杭高校学生达到30万,入学率30%以上;五是成人教育终身化,在继续抓好职工教育、农民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建立社区教育网络,使人人有学习动力,处处有学习场所,人人有学习机会,真正构建学习型社会。
文化大省:产业化是突破口
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抓好这项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市文化局李小华副局长学习省党代会报告精神时说,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必须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产业发展途径,要把现有的资源优势、潜在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发展文化产业,浙江具有独特的优势。可观的经济实力、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为我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蓬勃的当代文化建设,都为我省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浙江在经济建设中积累的有益做法,诸如培育灵活的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和调动社会力量、实施品牌战略、加强横向联合等等,为我们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如何实现优势转化呢?李小华指出,文化企业和单位必须建立起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机制。杭州滑稽剧院彻底将自己“放逐”市场,靠市场所得养活自己,就是因为脱离了庇护,他们积极把握市场信息,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如《妈妈不要哭》一剧,演出2000余场,创下全国纪录,实现“投入少,产出大”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面向市场,天宽地阔。
文化产品的品牌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可以带来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一块“看戏黄龙洞”的特色品牌,使得走戏曲艺术与旅游文化相结合之路的杭州黄龙越剧团,在青山绿水的天然大舞台上一年演出上千场,仅黄龙洞门票收入就逾700万元。在建的雷峰塔景区所蕴含的巨大的文化品牌效应,让我们看到,杭州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将迎来新的跳跃。
此外,增强科技竞争力,是现代企业跻身市场抢占先机的重要手段,只有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才能发展高新文化产业,给文化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竞争,是市场机制最基本的特征,竞争会带来压力,同时也为文化企业和单位内部运作带来动力和活力。
可以预见,运用市场机制打造的富有活力的文化产业,会给文化市场带来更大的繁荣,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擦亮“信用浙江”金字招牌
如果时光倒流数年,有人劝诫你任何商业行为都必须建立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你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浙江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信用”两字被庄重地写入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报告———打造“信用浙江”,用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铸造浙江金字招牌。
当了三十多年国企厂长的青春宝集团公司掌门人冯根生对此深有感悟。冯根生说,14岁进胡庆余堂上的第一课就是戒欺,“虚和无人晓,诚信有天知”,这个天就是老百姓,就是法律。弄虚作假可能得逞一时,但绝不会得意一世。“青春宝”20多年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个“诚”字。
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增长得这么快,冯根生认为是因为浙江企业讲信誉,别人愿意跟你合作。走到这一步相当不容易,也曾经交过许多学费,温州皮鞋就是一个缩影。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要讲诚信,尤其加入世贸组织后,不讲信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企业是很难立足的。每个企业家都应该牢记,自己的行为不仅影响到一个企业,影响到几百号职工,还将影响到浙江企业的整体形象,而且“信用浙江”牌子打响了,最终受益的也将是企业。
打造“信用浙江”仅靠企业当然不够,还必须配以完善的法规和监管制度。省工商局合同处副处长杨财标说,省工商局准备建立一个企业信息库,将全省40多万家企业和150多万个体工商户全部纳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开通浙江企业信用网。今后,企业的注册登记情况、合同签订履约情况、企业经营者个人信用以及企业不良行为等,都将“登记在案”。除省工商局的“信用公示工程”外,日前开通的信用浙江网站,已使得省内50万家企业拥有了自己的网上“身份证”,该网站收集了国税、地税、统计、工商、质监、金融等系统中涉及企业信用的信息资源,企业的基本信息、诚信信息和失信信息将通过这一窗口“大白天下”。
期待数字生活美好前景
看到张德江同志所作的报告里提到的“数字浙江”这个发展战略,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陈纯显得颇为激动,他说,听了报告中的这一提法,作为从事信息化建设的科技人员深受鼓舞。因为信息化建设必将会是浙江综合经济实力提升的基础,由此而打造出来的数字化社会,将会让浙江人民看到美好的数字化生活。
建设“数字浙江”事实上是要建设一个综合性集成应用系统。通过城市宽带网、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平台,将政府、社会、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功能化,从而在城市管理、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数字化的应用。这对于提高浙江的经济综合能力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它将会是浙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基础。陈纯说,这几年浙江的经济发展很快,相信“数字浙江”战略的推进,会使浙江经济的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浙江在从事数字化建设中有着非常良好的基础。首先是浙江的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基础好,这就使信息化建设前期所必须的一些投入有了保障。同时浙江拥有一大批这个领域的人才。”陈纯细数了浙江在发展数字化社会中所拥有的优势。“而且由于省市各级领导一贯来的重视,我们在信息化前期建设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天堂硅谷’的环境建设,如杭州目前拥有的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的城市宽带网。除了硬件环境,浙江特别是杭州的企业在软件的行业应用领域做得非常好。有了这些良好的基础,相信浙江的数字化美好前景是可以预期的。诸如,通过电子政务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管理的科学水平;通过电子商务集约企业的产供销;通过互联网的建设,更进一步便利群众的生活等方面,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美好的数字化生活的画卷。”
再造山清水秀绿色家园
“张德江同志在报告中就有关建设‘绿色浙江’的论述很到位,对我们发展计划部门的同志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省计委副主任刘亭侃侃而谈。
刘亭认为,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通俗地讲,就是要把浙江建成一流的山清水秀地绿的美好家园,给富裕起来的浙江人民提供一个安全优良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在《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通过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浙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指数排在西藏和海南之后,名列全国第三,发展总体能力位列第六位。
然而,浙江是个资源小省,土地、水力、矿藏等的人均拥有量均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要推动浙江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设“绿色浙江”势在必行。刘亭说,“绿色浙江”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方方面面,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绿色浙江”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绿色文明”、“绿色环境”、“绿色经济”三方面主要内容。
其中,“绿色文明”是建设“绿色浙江”的先导。弘扬“绿色文明”,首先要向政府、企业、公众注入绿色理念。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提高整个社会对绿色文明的认同程度。“绿色环境”是建设“绿色浙江”的关键。而“绿色经济”,则是建设“绿色浙江”的核心。树立新的发展观,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障人、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使自然资源和环境得到永续利用和永久保护,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在当前,强化绿色调控是建设“绿色浙江”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加强绿色规划,再造“绿色国土”;其次,加快绿色产业园区建设,使各个企业形成“工业生态链”,相互交换物料和能量;最后,政府要加强“绿色监管”,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对建设项目的审批,要加大环保管理力度。
今后,在建设“绿色浙江”过程中,尤其要努力完善绿色技术,加快绿色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并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施绿色改造。惟有如此,才能将浙江率先建设成为山川秀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促共进、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绿色强省”。
(据《杭州网》/吴薇 张伟达 吴新 王倩 许静凯 李俏 鲍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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