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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陈定模已经成为一则传奇。这位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动地折射出温州基层官员在某一时期的共同的命运轨迹。
1984年6月，40出头的陈定模卷着两只一高一低的裤腿，站在一块沼泽地面前。眼前是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机；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一条鳌江汩汩而过，竟没朝这片荒芜了百年的土地望上一眼。
3天前，陈定模被任命为这个新规划的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的身后站着7位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干部，他的口袋里揣着3000元的开办费。
在这样的地方，凭8个人要造一座农民城，能成吗？10多年后，我们采访陈定模，问到此处，老陈莞尔一笑，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烧了个小烟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龙港建城规划图》。
图纸是老陈亲手绘的，哪里是街道，哪里是楼房，哪里是市场，哪里是幼儿园、学校和医院，都已经各就各位。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龙港要建城，光造路、供水、排污等三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全指望这张图纸。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8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
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4个宣传队，带上两张皮（地皮、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又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司”；在《温州日报》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堆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算，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就这样梦幻般地从地平线上升腾起来了。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图纸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进了龙港，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悄悄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递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在某场合见面时，陈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然而那时的状况并非这般轻松：召见、谈话、严厉的批评、限令改正。
很多年后，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的阻力，一旦你铺开了，比你们想象中要容易，但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们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尚方宝剑。他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出口成章。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两个口，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度一件颇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答：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贵。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这些对话一一抄录下来的时候，竟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思想的褪色。有资料称，陈定模是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给农民使用的第一人。
质疑与申辩、查处与抗争，在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的日夜里，尽管他百般努力有时甚至不无妥协，可一直就没有从争议的漩涡中挣脱过。一方面，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参观考察蜂拥而至，可另一方面，对陈定模和龙港的各种各样的清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此后不久，由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来了，这次不是“毁田建房”，而是“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调查组挂出了检举箱，同时，谣言开始横流。“陈定模被抓起来了！”“陈定模家被抄了！”活灵活现，有板有眼。居然有人还说自己看着陈定模戴上手铐被两个“大盖帽”拉上警车往温州市区去了……谣言达到空前，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亲戚来了，朋友来了，他们不敢说找陈定模，只是在办公室、陈家门口探子似的看看、瞧瞧。调查组在龙港整整蹲点了7个多月，其中审计局的同志查账3个多月，结果呢？调查组的结论是：“老陈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众中威望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发现有经济问题……”
当组织上对陈定模公布这一结果时，被折腾得大半年没法开展工作的他终于火了：“你们查了这么多月，花了这么多钱，就这两句话？！”数日后，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视察龙港，陈定模将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盘托出。
他说：“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领导生气了，而那群站在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更是脸色骤青骤白，好不尴尬。
1989年底，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丧事大操大办。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12月底，陈81岁的老母过世，尽管他知道此时自己在龙港的地位，想象中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只能在讣告中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何况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玩味的小故事，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陈定模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城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温州20年十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以高票入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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