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0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俊禄 顾小立
一份薄薄的文件，静静地躺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档案馆的展陈室里，纸页已微微泛黄。落款日期显示，它诞生于40年前的1986年10月23日。
正是这份文件，让黄岩区（原黄岩县）与“股份合作制”这个经济名词发生了紧密关联，也让这片土地上许多普通人的命运悄然改写。
改革开放初期的黄岩，与中国许多普通县城相比并无二致：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群人从补鞋、摆地摊起步，攒下一点本钱后，便凑股办厂、合伙经营。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这些自发探索尚处于模棱两可的地带——既未被明确认可，也未被明令禁止。然而，对“未来向何处去”的疑惑，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心结。
转折发生在这份文件出台前后。
当时的黄岩县委领导三次下乡，走进简陋厂房，与合股办厂的人促膝长谈。从最初的倾听记录，到多部门联合调研，再到赴苏州、温州对比考察，调查研究步步深入。1986年10月，全国首个保护和规范股份合作制县级政策性文件在此地诞生，一个县为民间股份合作经营正了名、定了规。
以此为起点，黄岩民营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活跃的力量。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股份合作制这个名词，逐渐在全国家喻户晓。
给新出生的“孩子”一个合法“身份证”
黄岩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温黄平原腹地，境内河网密布，土地肥沃，自唐宋以来便是浙东重要的粮食产区。历史上，黄岩手工业较为发达，柑橘、刺绣、草编等物产远近闻名，集市贸易活跃，走村串户的商贩络绎不绝。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地逐步推开。农民有了自主安排生产的权利，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这片土地上释放出来，开始把目光投向土地之外，寻找新的生计。
起初，人们只是零星地外出做工、做小买卖，或者在家搞些副业。渐渐地，一些人发现，单靠一双手、一户人家力量终究有限，办不了大事。于是，几户相熟的人家便商量着凑钱合在一起买设备、租场地、请工人。
这种凑股合办的方式就被称为“打硬股”。他们办的厂子规模不大，但机制灵活，市场缺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好卖就转产什么。小作坊、小工厂在乡间悄然生长，展现出顽强生命力。
到1985年前后，黄岩这些“打硬股”的合股企业已遍地开花。但是，当地群众却在私下议论：这些新出生的“孩子”领不到一个合法“身份证”，处境非常尴尬。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献之对民营经济发展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身份证”的比喻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类别只有国营、集体、个体三大类，而新出现的合股企业并不属于这三大类中的任何一种。“由于政策上没有‘红头文件’可依，不少企业主对股息分红多少、上交乡村集体多少、劳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积累归谁所有、股金可否提取、破产如何处置等均心中无底，实际工作中迈不开步子。”
还有一些企业主担心政策多变，不敢投入资金。当时，黄岩有企业主合伙创办了家电配件厂，生意十分红火。然而，由于害怕政策的反复，一位股东在企业开办不久后抽走股金数十万元，造成生产资金严重短缺，企业主不得不取消了扩建厂房等计划。
1986年初，时任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来到黄岩县兼任县委书记。面对“打硬股”这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党委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打硬股”的未来发展之路又该如何去走？
孙万鹏感受到了群众的热切期待。一到黄岩，就马上组织干部对这些“打硬股”企业展开调查研究。
扎实调研 有担当的决策
第一次调研，孙万鹏走进石曲乡一些合股企业的生产车间，同那些凑钱设厂的企业主围坐一处，谈了很久。他细细探问股本怎么凑成、日常怎么运作、赚来的钱怎么分派。这次聊天时，他侧耳倾听、埋头笔录。
30多天后，孙万鹏第二次踏进石曲乡。这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县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大家一起讨论后认为，“打硬股”绝不是坏事。众人拼股而成的经营体，能把零散钱款归拢起来，显出生机。
第三次踏进石曲乡，孙万鹏告诉大家，县里决定组织干部到苏州和温州考察。考察返回后得出看法：黄岩的“打硬股”既有着温州个体经济的闯劲，又有着苏南集体经济的规模长处，契合本地实情，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前行方向。发展合股企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有利于农民致富。
随着各级干部认识一步步深化，原本散落乡间的“打硬股”做法，正式进入了党委政府的决策视野，也让黄岩在计划与市场交替的关口，摸索出一条不同于纯个体、也不同于旧集体的新路。“那些曾四处奔波、饲禽栽果的庄稼人由此更添底气，把零散本钱汇成合伙事业，在时代浪潮中闯出别样天地。”
经过深思熟虑，黄岩县委、县政府在1986年10月23日正式出台了县委69号文件《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合股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合股企业如何核准登记、工人如何入股、股息如何分红、利润怎么分配以及有关劳动保护、财务核算、税收上交等13方面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
文件的出台，恰似平地炸响一声惊雷。原本在暗处摸索的合股企业，终于等来了一份白纸黑字的正式认可。那些曾因身份模糊而提心吊胆的企业主，仿佛一夜之间卸下了心头巨石，脚步轻了、胆子壮了，脸上的愁云换成了跃跃欲试的干劲。
自此，黄岩民营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底色越来越亮，成为黄岩民营经济的招牌”
黄岩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黄岩民营经济发展崛起史。
黄岩区经信科技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管坚介绍，《意见》出台40年来，黄岩大部分股份合作企业已成长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托起了黄岩模具、塑料制品、医化、机械电器、汽摩配件、工艺美术、食品罐头等七大传统产业支柱，为黄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脱胎于股份合作制的大型民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吸纳社会法人和个人资金，建立了开放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实行产权制度的创新，向现代化企业制度迈进。“黄岩现在几家大企业，如公元集团、联化集团等，都是从股份合作制起家的。”陈献之说。
对于“起家”二字，公元集团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副总监郎梦婷深有同感。她认为，《意见》的意义在于为这片土地定下了一个规矩——合伙做事靠的不是义气，而是有规可依的章程。出资多少、怎么分红、退出怎么办，一条条写清楚，“谁也别想糊弄谁”。这套规矩一旦立起来，黄岩的营商环境就有了底色——大家信章程、信规矩，而不是信关系、信人情。
“外地客商来谈生意，一看我们这边合伙办厂有章法，就愿意把订单交过来；本地人想创业，知道只要按规矩来，就不怕被人坑。40年下来，这份底色越来越亮，成为黄岩民营经济的招牌。不光我们一家企业从此‘起家’，更让无数的黄岩企业开始‘发家’。”郎梦婷说，《意见》让人看到了一套敢合作、敢投入的秩序。它把胆量变成事业、把信任变成规则，这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弥足珍贵。
黄岩不少企业主还认为，《意见》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容小觑。这份文件向本地众多经营主体释放了一个信号：让有本事的人不畏难，让敢投入的人不怕亏。自此之后，黄岩一些企业的产品一步步从“地摊货”变成了“抢手货”。
“大家心里的‘那股劲儿’，完全不一样了。”台州祥珑食品容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华卿说，《意见》让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东西做得好，就不愁没人一起担风险，也不愁没人一起享成果。“这种氛围一旦形成，就会感染很多人。你改一点、我进一步，敢琢磨新东西的人多了，肯为琢磨新东西掏钱的人也多了。”
创新为黄岩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劲动力。资料显示，截至1986年年底，黄岩全县登记在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达到572家。而到了1996年，黄岩合股企业发展到4500多家，差不多占黄岩全部企业数的三分之二，许多创办时挂靠集体企业牌子的企业纷纷“正名”，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在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黄岩的工业总产值年均以37.86%的速度递增，经济迅速发展，步入全国百强县的行列。
创新政策的出台步伐，在黄岩也远未停止。进入21世纪以来，遍布黄岩的制造企业发展方向从“经验驱动”逐渐转向“数字驱动”，黄岩相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全流程，从依赖“老师傅经验”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数据可复用、品质可控制、产能可协同的现代制造体系。此外，当地创新生态从企业单点突破转向“教科人”一体化协同，区政府与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人才培育和成果转化的协同体系。
做大“蛋糕”的同时，不能忘记分好“蛋糕”。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意见》全文之中，对黄岩企业家的办企理念也形成了影响。
“企业应当允许并鼓励工人向企业投资入股”“企业支给工人的劳动报酬应不低于同类乡镇企业工人的收入”……在黄岩经营了数十年企业的浙江台州一罐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吴永进，对《意见》里的这几条内容印象颇深。他说，制度若有温度，人心就有热度，发展也有厚度。“一个企业最硬的根基，不在于厂房多大，而在于每一个出力的人都觉得，这份事业与我有关，大家应该共同前进。”
在黄岩，有民营企业让长期服务的技术骨干持有公司股份，把一线老师傅照片放在公司展厅最显眼的位置号召全公司员工学习；有搬进了城区的民营企业将产业资源向乡村反哺，以村企合作带动农民就地增收，村集体按比例获取收益；还有民营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以产业赋能公益，构建起可持续的共富生态。
从黄岩地方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近年来，当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努力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8.1646万元、4.7062万元。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在黄岩党委政府部门不少干部看来，时至今日，这份全国首个保护和规范股份合作制的县级政策性文件，对基层工作仍有方法论意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意见》的出台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陈献之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据参与起草文件的老干部杨明回忆，在40年前，“打硬股”的企业连统一的称谓也没有，有的人称之为合股企业，有的人称之为集资企业；有些企业经营者连年终股息红利也不敢要。“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之任之，让这些企业自生自灭，另一种便是给予指导帮助。显然，他们选择了后者。如果没有对群众实践‘火种’的爱护之情，这份文件的出台是难以想象的。”
黄岩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娴洁认为，各级干部勇于担当，为出台文件几番往返乡镇一线的经历，对当前基层工作仍有着生动启示，“干部多次下乡，调的是实情、研的是规律、出的是良策，最终把群众创造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
王娴洁说，对基层干部而言，调查研究是决策的“源头活水”。好的调研要有耐心，先当“学生”再当“先生”；要有广度，多部门协同、多侧面探究；要有深度，从现象中提炼规律，从比较中明确方向。“只有真正沉到一线、听到真话、摸到实情，政策才能接地气、有底气、聚人气。”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在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时，孙万鹏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为民造福”四个字。
40年过去，黄岩那份支持股份合作制的文件，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化作厂房里的机器声、车间里的忙碌身影、乡村共富工坊里的笑语。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却实实在在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当年那些揣着全部家当、壮着胆子“打硬股”办厂的人或许未曾想到，他们颤颤巍巍走出的这条小路，日后竟越走越宽，宽到足以承载一座城市的繁荣与梦想。
今天的黄岩，民营经济蓬勃生长，模具产业走向世界，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年轻一代企业家把父辈的事业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简陋棚舍到现代化车间，从走南闯北摆地摊到贸易出口卖全球，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链协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变化，都折射着当年那份文件背后的勇气与智慧。
黄岩区委书记徐礼辉说，新一代黄岩人正以接力奔跑的姿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奋力打造“一区四城”，矢志“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时代在变，难题在变，但俯身听民声的情怀不会变，铁肩担道义的襟怀不会变，阔步开新局的胸怀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