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4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影响力市长交流大会在浙江温州召开。会议期间，海丝之光——海丝学术交流暨朔门古港遗址研究成果发布会举行，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沈岳明围绕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瓷器相关研究，进行了分享。

  新华网：前不久，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果再次“上新”。截至目前，该遗址都出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瓷器文物？

  沈岳明：首先是数量庞大的龙泉窑青瓷，在朔门古港遗址2022年度出土瓷器标本中数量占比高达70%，是温州港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年代从北宋至明的都有。

  该遗址内还发现有瓯窑、越窑、沙埠窑、泰顺窑等周边地区窑场产品，以及福建义窑、建窑、遇林亭窑、东张窑，江西景德镇窑，陕西耀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河北磁州窑、定窑等较远地区的产品，出土瓷器种类丰富，数量巨大。其中龙泉窑生产的小口罐等，国内仅在个别港口城市遗址和沉船中发现，更多地出现在海外的遗址中，是真正的外销瓷。

  新华网：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内发现了数十吨的瓷片堆积，这些出土的瓷器有哪些主要特征和类型？它们反映了哪些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沈岳明：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瓷器标本包含青釉、青白釉、黑釉、白釉、酱釉、青花、彩瓷等种类，器型以碗、盘为主，还有盏、碟、杯、炉、洗、钵、高足杯、夹层碗、器盖、杵等；窑场涉及浙江、江西、福建、陕西、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域；年代从北宋早中期至清中晚期均有分布。这些出土瓷器为陶瓷考古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和宝贵的材料。尤其是龙泉窑、瓯窑等位于港口腹地的窑场，这些窑场的产品出土数量较大，为我们深入研究其产品面貌特征及窑场生产情况等方面的工作都会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同时，这些出土瓷器是温州港商贸繁荣的实物佐证，说明温州不仅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港口设施最完备的交通城市，还证明了温州是当时商贸活动的重要城市。

  新华网：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为何会出现大规模的瓷片堆积现象？这一发现与当时瓷器制造业的繁荣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紧密联系？

  沈岳明：温州朔门古港位于东海之滨，扼瓯江入海口，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天然良港，江海联运是其一个重要优势和特征。

  古港遗址的瓷器堆积以龙泉窑青瓷为主，该窑的窑场位于瓯江上游，由于产品易碎且重量大的特征，加之窑场众多产量高，走水路自瓯江顺流而下成为龙泉窑青瓷最主要的外运方式，位于瓯江入海口的温州朔门古港自然成为其重要的集散点和转运港。瓷器在运输、搬运等环节难免会有损耗，加之港口作为通商要地，商铺繁多，消费用瓷也占一定比例，所以遗址发现了较大规模的瓷片堆积。

  在对瓷片标本的整理中，我们发现两宋之际和元代中晚期的器物占比较大，这与龙泉窑的生产情况也可以对应，特别是遗址出土的元代产品中有许多明确是龙泉东区生产的，而龙泉东区恰恰是为适应大量外销而设立的新兴窑场，这说明港口出土器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腹地窑场的兴衰。

  新华网：对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瓷器的保护和利用，您有哪些建议？您认为朔门古港遗址瓷器发现对于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有何意义？

  沈岳明：我认为，除了保护和修复工作外，还要做好出土瓷器的展示、研究和阐释工作，要透物见人、见社会。因为瓷器除了贸易商品属性外，还反映了当时国家对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既达到了“市舶之利”，也破解了金银“泄之远夷”的困局。

  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商品，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龙泉青瓷凭借在宋元时期尤其是元中晚期的大量外销，占据了当时瓷器贸易的最大份额，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如此规模的龙泉青瓷，说明了温州港是龙泉青瓷外销的起始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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