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前湖青草枯枝清运，2080元；5号厂房装电动卷帘门，6208元；垃圾车补胎，8元……”听着报账声，村监会的胡欣伟、陈忠安拿着纸和笔，对着账单和发票等原始凭证仔细核对，并签名确认。

  这是今年5月，浙江金华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召开的村财务支出公开会议。自2004年成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以来，每月一次的村务、财务公开“唱账”会议延续至今。“唱账”时，所有村民都可以来旁听。

  20年来，以发源于武义的“后陈经验”为代表，浙江省各地纷纷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创新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实践形式，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一批“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实干、众人的事情众人督评”的基层生动实践。

  2024年2月2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村委大楼。 新华社记者 岳德亮 摄

  从一村破题到全域实践，以民主促民生

  20世纪80年代，后陈村靠着养珍珠蚌，一跃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村。然而，90年代后期，随着武义县工业化进程加快，地处城郊的后陈村大量土地被征用，村集体资产迅速扩增，同时增长的还有信访数量，成了典型的“问题村”。

  “村里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多少钱村民不知道，怎么用掉的也不知道。”后陈村村民徐岳祥回忆道。还有的村民说，那时候社会风气不好，明明是公务接待，村干部还把亲戚朋友带上，一吃就一大桌子，大家意见很大。

  为解决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群信任危机等问题，2004年6月，后陈村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

  村监会成立后，村民反映最多的就是村集体资金、宅基地问题。时任后陈村村委会委员陈连桂说，“刚开始，群众对新事物是持观望态度的，是村监会成员的过硬表现，让大家重拾了信心。”

  在位于后陈村村委会三楼的展示厅内，最初的那张泛黄的“活页现金日记账”，记录了办公所需购买的灯泡、电线、电茶壶账目，乃至配钥匙、打字、复印费用，每一笔支出都有经手人和账单。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的“村账”活页（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岳德亮 摄

  “村监会建立后，有了制度推进监督，村务都公开了。”后陈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任胡欣伟说，后陈村招待费从2003年10多万元下降到2004年的8000多元，信访量更是明显下降。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长过程，恰似破茧成蝶。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县高禹村，十多年前由三个村合并组建。“那时候大家各怀心思，竟连村名都定不了。”2010年，时任村党委书记李更正带领村两委班子，坚决推行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开。

  “村务信息公开到每一个村民，公开到每一张发票，村两委班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也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治理和发展的热情。”高禹村党委书记柯红标说。

  以村务公开破题的“后陈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巩固拓展，不仅在浙江省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影响，还被写入了国家政策和法律。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在法律层面上升为顶层设计。

  从2013年开始，村务监督相关内容连续多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后陈经验”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提升“众心”满意度

  沿着蜿蜒的乡村道路，记者驱车驶入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环形构筑物上“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醒目大字、池塘边的“樟树下议事”等标志一一映入眼帘，这些已成了村庄的精神标识。

  小古城村钱三组地理环境优越，自然环境优美，民房错落有致，庭院精致别样。而此前，村民却将美丽的景象止步于高墙之内。

  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小古城村计划打开村民心墙、擦亮生态底色，重塑乡村韵味，将原先农户自建的围墙全部拆除，建设不高于1米的矮墙加绿篱。

  2022年3月1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一株老樟树下，村民在商议乡村发展事项。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小古城村党委书记林国荣说，由村干部牵头，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共同参与，召开户主会议，协商讨论围墙拆除、改造事宜，“以前期协商决议形成的设计思路为主导线，入户走访，结合农户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达成共识，最大程度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

  2017年10月，“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如今，小古城村围绕“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实行“群众提—支部审—网格议—代表决—专人督—群众评”协商法，搭建百姓议事会、乡贤商事会、调解和事老、创业分享会、圆桌畅聊会等协商平台，群众“有渠道反映诉求、有平台协商问题、有主体解决困难”。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是“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要依靠人民。

  嘉兴桐乡高桥街道越丰村是“三治融合”发源地，201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三治融合”经验做法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0年开始，土地大规模被征收，高铁站、工业园区等工程相继建设。”越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新惠说，土地征收带来的安置问题，成了矛盾的焦点。“倒逼”之下，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村党委创设“一约两会三团”（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村务决策、村务管理、村务监督，“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大家满意了，乡村风貌也焕然一新。

  2021年12月11日，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召开百姓议事会，聚焦怎么种、在哪里种、种什么等问题，最终决定推出“三治菜园”。张杰 摄

  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汪玮表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领域，基层协商必然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内容，“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等探索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

  全过程互动焕发乘数效应，汇聚美好前景

  “在民主广场施工现场，我查看时发现，雕塑周围的台阶宽度只有20厘米，一只脚可能都放不下，这样的台阶上去下来肯定有危险。我拍了照片将情况反馈给村委，后来台阶宽度改为了35厘米。”后陈村群众监督员陈南祥说。

  如今的后陈村，大大小小的项目同时在建设。党支部书记陈军说，村监会只有三名成员，任务很繁重，“村里大小事，村民共监督，集思广益后，群众监督员应运而生。”

  武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邱昂认为，“后陈经验”开启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新探索，通过村监会这一平台，积极推进党领导下的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体建设、相互融合，为农村基层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闭环链条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今年5月10日，《村务管理》系列国家标准新闻通气会暨现场交流会在宁波宁海县举行。这里，是“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制度”的全国首创地。小微权力“36条”，基本涵盖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力的全部内容，比如遇到村级重大决策事项，规定必须进行“五议”：村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实施结果接受群众评议。在这一过程中，村监会全程监督。

  2023年10月19日，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岔路镇干部在“36条”发源地下畈村开展宣讲。尤才彬 摄

  2013年，下畈村成为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首批试点村。“村干部行使村级权力照章办事，村民全过程监督，村里先后高质量完成了环境整治提升村、美丽宜居示范村、艺术特色村创建等工程。”下畈村党支部书记周方权表示，去年以来，村里引进亲子乐园、农事体验等项目，部分群众提出疑问和质疑，村里专门组织参观考察类似项目，以实际行动打消疑虑换来支持，村里重大项目落地越来越顺畅。

  “群众作为基层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维护者，对于身边发展存在的问题看得最准、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所所长钟其说，“后陈经验”“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小微权力清单”等民主实践，既畅通了表达民意的渠道，又搭建了广集民智的平台，用“民主的方法”找到了“民生的解法”，全过程互动焕发乘数效应，有助于加速实现美好生活。（本报记者邬焕庆 岳德亮 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