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如今连小学生都会背诵的唐诗，开头两个字却在明代引起了一段公案。明代大文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升庵之后论诗者多有辩驳，此处不再赘述。

我想说的是，虽然千里已成定谳，但杨升庵的话也自有他一二分道理。升庵精通画理，而诗理与画理相通。杨慎的十里，指的是一幅山水小景，尺幅之中，村郭酒旗皆在，小中见大地绘出江南春色。

但杜牧的野心不在于此，他要说的是更为宏大范围的故事，第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笔力一转，再现了南朝，尤其是梁武帝时期举国佞佛的场景。梁武帝在南朝皇帝中文治武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晚年北朝大乱，东西魏分裂，干戈不绝，本来是统一中原的绝好时机，但他却沉迷在佛教中不能自拔，昏招频出，不但坐失大好时机，还几乎给南梁带来灭顶之灾。只今唯剩烟雨楼台，述说当时的遗恨。

本诗作于唐宪宗晚年，宪宗早年时任用裴度、李愬平定叛藩吴元济，诸藩震慑，号称元和中兴，晚年沉迷佛教，诸藩再度不臣，大好形势拱手失之。这就是杜牧做这首诗的本意所在。